“白纸革命”被捕后

如今回顾，整个过程最让我应激的是小巴车上不断的被殴打，会让我记起2019年被香港警方暴力拖拽时的恐惧。但让我感到丧气和沉郁的，是出来后现实生活秩序的坍塌。一直以来我都有失眠问题，最近更常梦到被要好朋友抛弃了。因为政治立场不同，我在兼职公司被孤立，好像因此我不再立体，变得片面，变成了一个“坏人”。

最近中国大陆的防疫封控放开了，看到Twitter上很多帖子说，政策放宽要感谢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们，对此我持谨慎的态度。并非大家不勇敢，而是在一个最需要医学和科学的领域里，在大流行疫病的政策制定上，收紧和放宽都是依靠人心向背、集体抗议才能得来，且转变突兀，让我觉得混乱和荒诞，政策如同儿戏，好像只是政府“压不住”了。

与此同时，很多同伴还被羁押在警察局里，被放出的人也不断被回访。29日离开被关押的派出所之后，我先后又被网络公安、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约谈和回访，他们的问题都很类似，无非是去做什么、留了多久、为什么被拉等，我就一遍遍重复当时笔录说的内容。

如同一位朋友说，还有公理没有得以彰显，还有自由被围困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栅栏之后。

救人

27日中午我到乌鲁木齐中路时，带了一束花、一本左翼诗人布莱希特的诗集、一些白纸和自己写的牌子。我打算将花和诗集放在路牌下，诗集里夹着一张手写的书签：“永记屋顶之上的天空——献给所有勇敢捍卫自由与尊严的人们。”这句话不只是给火灾里的逝者，更献给前一晚被抓走、失踪的同伴。

我抱着花走在路上，一位警察冲过来说：“女士你花不要落地，你可以回去了。”我带着耳机，看着他说完，睬也没睬他就过马路了。我心里想，应该给他一个白眼。

27日到场的人明显比26日晚更多，有观望的，有看热闹的，诉求也更多元。期间我借了一位女生的充电宝，但再没遇到她。充电宝现在还被我保留着，好像提醒着我们存在过。

下午我和周围人一起救下两个与警方发生言语交锋的女生。白天救人不算难，那时警察不多，人群又紧密，他们试图拖人，我们就往回拉。那个场景很像不久前中国驻英大使馆门前，他们拉香港人的样子，大使馆的人是往里拉，现场警察则是要把示威者拉出人群、抓上车。

傍晚5点左右，警力明显变多并开始驱赶人群，警察的抓人行动也变得密集。

在我的观察里，警方似乎主要在抓拍照记录和喊口号的人。稍早些时，优先抓的是男性，可能白天四五个警察拖拽、暴力殴打、带走一名女性的场景很不好看，容易引发公愤。但随着天越黑，晚上7、8点开始，警察的抓捕就越无差别、越暴力。

我一边被警察驱赶着从五原路走到淮海中路、复兴西路，一边帮着把被警察抓住的人拉回人群，同时也留意让自己不落单。有女生跟男朋友走散了，有女生独自在现场，她们情绪很激动、失控。我拉回她们后就抱住她们说没事的、别害怕。她们则告诉我，有同伴被抓走了。

同时，现场也出现了警方暴力拖拽示威者到车上殴打的情况。

我亲眼看着两个男生被抓走，没能救下来。其中一个被抓时，4、5个警察将他按在地上，男生反抗，说“喘不过气了”，他们仍用力压制。我们当场质问：“凭什么这样抓人？”但当时的警察完全不管不顾、不讲道理，可能觉得他们抓的人都是罪犯，要动用所有力气殴打，动用最暴力的手段制裁。

人群之后退到了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人）铜像附近，铜像前有人放国际歌，有人摆蜡烛，有人放了代表多元和平等的彩虹旗。在聂耳生平介绍的石碑上，贴了一张手写字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来，我在分配被捕者的中转站，又遇到了贴字条的女孩。

那天聂耳铜像边抓了很多人，我和他的同伴一起救下了一个跟警察起冲突的外国留学生。幸好他和同伴一起，否则他可能也会被带走。

之后我又遇到了在放映活动中认识的朋友，当时她在跟警察理论，我怕她被带走就冲过去想要拉开她，其他一些女生见状也一起冲了过去。拉开后朋友并没有认出我，因为她很激动，她的同伴在27日凌晨被带走了，就是后来出现在很多声援放人字牌中的“小禾”。我喊朋友的名字，她才晃过神来，我们哭着抱在一起。

那天我还见到了第二个认识的朋友，那是我们第一次线下见面，她只说了自己的衣帽特征、拿着一束花，我们就遇到并相认了。我们合力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领事馆门口救下一个女生，但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另一个男生。

并不是所有的救援都会成功。

讲好听些是“救人”，但当晚现场其实没那么体面，是很狼狈仓促地冲上去、拉回来。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大巴车上的人会被带去哪，我脑中想到的是2019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两个失联了的朋友，想到其他不直接认识的被带走的朋友，还有大陆的乌衣（亲身探访、声援徐州丰县铁链女的女性网友，后失联），还有其他失去联系的伙伴们，我好怕我眼前的人消失、联系不上，无论他们的诉求是什么，都不该遭到这样的对待，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民众，警察没有资格这样做。

在那个场景下我看不到任何法治的存在，只觉得无力，像当年在香港街头一样无力。我能做的很少，也不够勇敢，去抓住眼前要被带走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了。

被捕

晚间，人群越来越稀疏，警察抓人也越容易。我听到马路对面有女声喊“救命”，四个警察拽着女生的四肢，像过年抬待宰杀的猪羊一样，硬生生往旁边的小巴车上拖。

我冲过马路时没意识到，那里除了被抓的女生和大量警察、便衣，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众。我出声喝止警察时，他们也注意到了我，一人扯着我的头发，另一人抓着我的胳膊，将我拖向小巴车。

此前，警方在伊朗领事馆门口已抓满了两大巴车的示威者，后来都换成了依维柯（Iveco）小巴。

我一边挣扎，一边看到之前被抓的女生瘫坐在小车的台阶上，似乎是被殴打得太严重，上不去。然而警察们只继续推我上车，我不想踩到女生就拼命挣扎，但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好像只要把我们推上去任务就完成了，像机器一样。他们甚至以为我要反抗，就一把按着我的脖子到车门边上，打我的头，踹后背，眼镜镜架也在那时断了，镜片碎了，眼镜整个掉在了车下面，没有带上车。

后来我和坐在台阶上的女生还是一起被带上了车。进去后，我们就被扇耳光、抢手机，由于手机有密码，他们就要求所有人解锁再上交手机。我不肯给，就被扇得更厉害，人都被打蒙了，整个过程又混乱又暴力，我甚至没办法质问他们凭什么这么做，我得到的就是更暴力的殴打。

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之前台阶上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一边扇耳光、扯头发，一边让她不许哭。我说着“别打她”冲过去抱住女生，我想一是挡住她，警察就没办法继续殴打，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安抚她。但我自己的情况也很混乱，讲不出话，只能拍拍她的背说，“别害怕”。

看我冲过来，两个警察也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将我和女生强制分开，又继续打我，因为我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是反抗，是没有听话，不听话就要挨打。

我们车上有另一个男生，押上车时就被打得很严重。他人很高，头磕到了车门，当场应该是轻到中度脑震荡。因为我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我当时被打出了轻度脑震荡，而男生比我严重得多。他头上鼓了一个肉眼可见的大包，一直在流血，不断说头很晕很痛，求警察送他去医院。警察不仅不听，甚至说着“你再多嘴”就啪一个耳光继续扇上去。

从上车到后来的中转站，大概1个多小时，男生始终没有被送医。开口为他说话的人，甚至递纸巾的人，都被要求闭嘴甚至被殴打。后来我和男生分到不同的地方（审问），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就医治疗。

在小巴车上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害怕的时刻，最应激的状态。一是我不停被打，另一个是不知道车会开到哪里，车上有很多警察，他们完全可以开到荒郊野岭做点什么。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命运好像完全被捏在警察手里。

中转站

后来警察们不再打了，只要求我们闭嘴。我留意到车子仍开在市中心，没有上高架，也没有开到很偏远的地方去，就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毕竟还要面对之后的审讯。

我们先是被运送到一个像中转站一样较大的派出所，所有被捕者都在那里被重新分配辖区。我们被要求上交手机，并将姓名、身份证号、手机电话、手机密码写在表格上，手机会被贴一个编号，并在每个人手背上写下这个数字，这是后来第二周周五去取回手机时用的。

接着就是上交个人物品，随身包裹会被仔细翻一次，翻过后有的人会归还，自己带去被分配的辖区派出所，有的人则会被直接扣留。大厅里管得相对松，可以小声交谈，我在那里，遇到了在铜像前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字条的女生。

我和她聊起之后可能会被送到哪里，以及原本的生活安排。上海近期有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的电影展，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票，被抓时还在想不知道还能不能去。那个女生则说知道电影展但没抢票，因为不太喜欢德莱叶。于是我们就很神奇地，坐在派出所的大厅里聊起了艺术和电影。

我和女生当时是岔开坐的，我旁边坐了一个男生，她旁边坐了另一个女生。男生先开口，说自己不久要参加国考（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不知还能不能参加。接着另一个女生接话说，诶我也要参加。我们就一起笑了。

在那样一个紧张高压的环境下，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之后命运如何，但还是聊起这些生活的琐碎和温情，那一刻，我想不只是对我，对所有参与聊天的人应该都是一种心灵上的抚慰。

在大厅里大概坐了20分钟，我们就陆陆续续按照编号被不同辖区的警察带走了。

笔录

被带去各辖区派出所的路上，有的会给被捕者戴手铐，有的不会。下车后，我们被带到审讯室，不同于一般的报案室，审讯室在派出所较深入的区域，相对密闭，进出都需要刷警员工作证和人脸识别。

我到的时候是28日凌晨。首先是身份信息的录入，我不愿说，表示没有义务告知，他们就威胁说不说也能查出来，我便回那更没必要说了。因为其他人都很配合，所以警察就指着我的鼻子吼“别人都做了你为什么不做？”

在传唤流程中要上交所有的随身物品，此前上交的手机也完全脱离我们可及的范围，这些都会被当作物证进行检查。同时为了防止嫌疑人自杀，我们还要把鞋带解下来，因为足够长的话是可以上吊的。接着就是录入姓名、身份证、人脸和声纹。还要进行搜身，初步是拿类似安检仪的在身上扫，第二步是去到一个房间，一丝不挂地站到仪器中拍照，仪器可以扫描身体里是否藏了东西，还会要求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跳两下，这样是为了检查肛门或阴道里是否藏东西。

录完信息后，我们被要求站在一边等待做笔录，我站的旁边就是笔录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问询的警察和一个被捕者，大概由于人手不够，并没有达到合法的至少两名警员在场。不过好在所有审讯室的门都开着，我能看到其中一间摄像设备的灯没亮，其他几间我看不到。

从在小巴车上发现还在市区行驶开始，我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怎么面对警方问询。在笔录室旁，我听到大多数人说是微博看到的消息，有的男生说是看完世界杯后去凑热闹。我想我不能说自己是在境外社交软件上看到的，不能说自己放过花、举过白纸，不能说喊过、听过的口号，但可以说是去悼念的，滞留是因为当时警察封路了，不知道如何离开。

做笔录时，我报完姓名就不再多说。审讯我的警察凶狠地骂我、恐吓我，说事情可大可小，不配合可能就不只是寻衅滋事这么简单了。他们没有真的动用暴力，但会把手伸出来，制造出下一秒就要打的感觉。

他们不断问我，喊了什么口号、没听到各种反动言论的口号吗等，我都保持沉默。同时，他们拿笔录给我看时，我发现我明明讲的是没有跟警察发生任何言语或肢体冲突，但笔录上却是发生了。我抗议说我是单方面被殴打，他们又改写成了因为我要反抗，警察进行了合理压制，我再次表示反对。我想告诉他们，我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

做完第一次笔录后，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第一遍问询比较粗糙，后面则会细致很多。第二轮和第一轮之间隔了一个晚上，期间被捕者是在玻璃房中，不可以休息，睡着会被值班的警察喊醒。

不过，不同辖区审讯警察的态度和流程可能区别很大，比如网络中有的网友提及没有被暴力逼供。

玻璃房里的同伴

派出所里有两个玻璃房，是传唤期间的等待室，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三面是墙，一面是全透明的玻璃，靠墙有一条长条木凳子，我们女生就坐在木凳子上，夜班看管人数少的时候，可以偷偷小声交谈。

通过这些交谈和后来与其他被捕朋友的交流，我推测，那天被捕的人分为两批，一批是傍晚6、7点左右抓的，第二批则是8点半至10点多。Twitter上提到的伊朗领事馆抓的那辆大巴车上的人，都算第二批。警察在车上的暴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第一批多数没有被殴打，第二批有的没有被打，有的则也是被四个警察抬走，并被踢踹。

大家被带走的原因也不一样。一个朋友所在的派出所中，有男生是因下午直接开车拦住了警车，冲过去时就做好了寻衅滋事7天起的准备。有人是因拿手机拍照被带走的，也有人和我一样，是因为看到其他女生被抓，出言质问警方而被带走。

此外，有女性被捕者分享，她被转运到中转的派出所时，曾提出要去卫生间，期间她跟看管的女警单独聊天，问对方是否其实也不愿意做这些。女警察叹气说，我们辛苦，你们也不容易，等下配合点，基本做完笔录就可以放出来了。现在看来这个女警的话可能很平常，但在当时被不断暴力对待，男警察都认为我们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被境外势力洗脑的情况下，有一个女性表达了相对理性的判断，还是会有安慰的感觉。

被放出来前，我们还需要写悔过书，类似小时候写的检讨，要写我错了，错在哪里，承诺以后再也不去了。每人都要写，写满一张A4纸的正反面。悔过书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但为了尽快出去，大家都写了，但其实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们就把字写得很大。

我们多数人是29日凌晨放出来的，实际上都超过了24小时，晚了的原因是走之前警察说要确认监控里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轨迹，核对笔录。但找了3小时，只能找到一个人当天被捕的监控，即使多数人把自己的行动轨迹说得很详细，也仍然没找到，后来查到被捕画面就放人了。

被关的男生里有不少大学生，他们当时恳请警察不要通知学校和实习单位，但警方拒绝了。事后我了解到，有学生此前封校期间因出去取快递被记大过，因而担心警方告知学校后自己毕不了业。

12月2日在我取手机那天，遇到另一个也去取手机的男生，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年长的女性。我原本以为是他的家长，姐姐或妈妈，但听到谈话才知道那是他公司的人事部领导，男生正在试用期，那位领导是来询问派出所是如何定性事件及男生行为的，好以此为依据对在试用期的他做出处理。

被孤立

10月份我离开了上一份正职，但仍然有兼职。周一原是要上班的，但因为被抓，也无法请假，就类似于无故旷工。虽然警方没有找我的兼职单位，但同事有人是知道乌鲁木齐路冲突的，隐约猜出我被抓了。

如今我还在原来的地方上班，但却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他们不会主动找我交谈，更不会理睬我提出帮忙的请求。我现实生活中的人，要么政治冷感，要么是在爱国环境下被薰陶了很多年。我之前觉得，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太多了，同事们工作能力和性格都很好，因此没往心里去。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很微妙。

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也不是外向、八面玲珑的人，但我自认是懂最基本的人情世故的，也和同事的基础关系算是融洽。但事发后，他们的眼神里，好像我之前所有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都被抹杀和忘记了，似乎只有站在同一个政治立场上，我们才能谈论工作态度、个人性格，政治好像成了某种原则性的问题。

公权力在倾轧我的时候，被迫让我让渡了自己的财产、时间、自由和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更令我抑郁和痛苦的是，它的触角还会撕裂我的现实生活。好在也有温馨的时刻，例如一些朋友在我失联期间一直在尝试联系，让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意我的安危。

俄国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并记了很久，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表演中也化用过：“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