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恐惧，但要敬畏

昨天下午，防疫“新十条”出台，宣告国内各地朝着全面放开又迈出了一步。网上流传着一条神评论：“搞了三年，疫情终于开始了。”

虽然我也期待这一天很久了，但我没想到它以这样的方式突然展开，就像不久前我曾写过的，我担心“现在起才是更艰难的时候”，更需要灵活高超的方式才能应对下一阶段复杂的局面。

分明是复杂难测的形势，非要将之简化，这恐怕才会带来新的问题。我赞同一位科普博主所说的：

中国开放以后社区传播必然增加，按一些专家的说法，预计第一波感染60%。那更应该让民众了解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异质性。不能昨天为了清零，凡事往大了说；今天为了开放，凡事往小了说。

当下很多人的想法似乎是：“有一波海啸般的感染浪潮即将到来，自求多福吧！”这其中有一部分极有可能是对的（短期内感染几乎肯定会激增），但这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判断可就因人而异了——有些人想佐证继续封控才是对的（“看到了吧，现在多可怕”），而有些人则可能更关注方式方法（“放开当然是要放开的，但不是这么个放开法”）。

长久以来，像“美国新冠死亡过百万”这样的说法，在国内流行一时。这个数字的真实性且不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和理解它。

一年多前我去济南出差，一位司机跟我说：“美国死了那么多人，恐怕棺材都不够用了吧？”他断言这个病的后遗症肯定很厉害。我问：“你怎么知道？”他答：“如果不厉害，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控制？既然严格控制，那就说明肯定很厉害。”

几个月前，我一位朋友有一次在电梯里和人聊天，说起以后孩子要去留学，另一位刚进电梯的邻居惊呆了，脱口而出：“现在出国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啊，听说新冠后遗症很严重，以后会生不了孩子。”我那位朋友只好笑笑说：“是的，这样以后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了，正好提前出国去抢占土地。”

上海封城期间，我在网上记录日常生活，当下底下也有评论说：“不错了，有家人有电视。总比国外失去生命的强！疫情不控制全国紧张。”

这种恐惧感伴随着很多人，人们进而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权威来提供庇护。我能理解这种心态，毕竟当人们缺乏资源来应对风险、又没有足够信息来判断时，恐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我注意到一点：国人往往陷于恐惧，却并不敬畏。

我所说的“敬畏”，是指对科学、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在充分了解、认识的基础上，放下不必要的恐惧，顺应规律，避免过度反应，为自己负责，坦然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所谓“科学”并不是永远不犯错，恰恰相反，它是不断验证、完善的一系列假设，由此才能向前推动。《苍白的骑士》一书在回顾了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如何改变世界、并推动传染病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业之后说，“经历了全球大流行的任何科学家”都认识到，“成功的科学研究需要开放的思想、严谨的实验和一种有益的谦逊”。

在此值得警惕的一个历史教训是：疾病大流行期间，往往是科学研究的声望遭受严重冲击的时候，因为面对新出现的问题，“科学”来不及马上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还需要不断探索，而此时人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转向任何能解决他们困境的替代选项。

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也正是如此，五花八门的任何方案都有人信，各国都出现了大量常规疗法的反对者，其中最充满敌意的是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信徒，他们甚至放弃了所有医学介入手段，相信单单靠祷告就比一切常规治疗方法都更有优势。

这些人也“敬畏”，但敬畏的却并不是科学本身。事实上，谈论“敬畏”的并不一定是科学的，更不一定敬畏自然规律，相反，有些人相信正是凭借“科学”才傲慢地征服了自然。

这其实是一种反科学的心态，但在中国社会也有深厚的土壤。宿命论和政治激情被披上了科学外衣，让人们坚信在决定论的“历史规律”之下，正井井有条地掌控着眼前的世界。

不难发现，疫情以来很多词语的用法，都渗透着大量军事隐喻——什么时候决战，什么时候总攻，什么时候最后冲锋，还有诸如“号令一下、尽锐出战”、“由于疫情不宣而战”之类的说法。这或许能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实现总动员，但对真正的疫情防控来说，可能是一种误人不浅的思维定势。

201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专家布拉德·斯贝尔伯格就曾对满屋同僚说过：“你们肯定听过这种比喻，什么我们非得打赢抗击微生物的战争。真的吗？微生物不可计数，合起来可能是人类数量的百万倍。我不认为人类有胜算。”

科学对疾病的认知，也是在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中一点点前进的，像对癌症的认知就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早期人们将之理解成一种类似军事对抗的关系，《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恰如其分地说：

“战争”的意思是强大有力、充满渴望而又有扩张性，这个词抓住了抗癌运动的实质。战争需要战士、武器、士兵、伤员、幸存者、旁观者、合作者、战略家、哨兵和胜利。同样，在抗癌战争中，想在里边找到每一个比喻的实体并不难。战争还需要清晰地定义敌人。即使无形的敌人，也被战争有形化、具体化了。因此，癌症这个形态不定的疾病，被重铸为一个单独的、巨大的实体。

然而事实是：癌症这一人类生长中的缺陷，深深根植于我们自身，要将它从我们生活中彻底根除，至今仍是不现实的，因而“赢得这场抗癌战争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而“要控制自然必先理解自然”。

人类当下的疾病，现代医学能解决的，仍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越是试图深入掌控自然，可能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因为大自然是会定期反击的。看似奇怪的是，很多人之所以缺乏敬畏之心，正是因为对自然规律本身了解得太少了。

可以说，我们当下对这些的认知仍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和朋友聊起时，他不无绝望地说：“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公众对公共话语的理解可能也只能停留在战争隐喻与低幼学生词汇上。对于缺乏横向自组织联系的原子化个体而言，军事与学校也许就是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一切经验与想象。”

我们是时候改变认知了。生物物理学家和生态学家Dick Levins曾说，从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来看，把人类和细菌、病毒的相处看作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是不现实的，正确的做法是：

将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看作是动态的、非线性的，而不是线性的，我们必须拥抱复杂性，寻找方法来描述和理解一个我们看不见却不断受到其影响的、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

简单来说，我们不必恐惧，但要敬畏——敬畏自然的复杂性，在更好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少做徒劳无益的事。这种转变肯定不容易，但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由此才能重塑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