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暴政向我們開槍

2019年的反送中，在三年後的今日香港已經難再找到抗爭痕跡，極權政府的清剿追殺、粉飾太平、改寫歷史每天都在進行，臨近下馬的林鄭仍厚著面皮說，自己任內的五年交出了一份「無愧于心」的成績單。歷史從來不是賊人所寫，香港人的抗爭史，從共產黨染指香港一刻便開始，也從不因共產黨或其奴才的只言片語而改變分毫。

《逃犯條例》修訂因香港青年在台灣殺人無法引渡而起，香港政府藉此意圖將引渡範圍拓展到大陸、澳門和台灣地區：當引渡方提出申請，香港法院只需認定表面證據成立，便可以將犯人移交至大陸，立法會無權審批，特首自然也必然開閘放行。中國「陽光司法」揚名天下，不僅僅是香港人充滿焦慮，任何隻身香港的人，都面臨可隨時被帶往人間地獄的風險。波瀾壯闊的社運開始了，傘運後的政治低壓沒有改變香港人渴望改變的性格，他們沒有再爭取些什麼，不再提基本法和白紙黑字的政治承諾，而是節節敗退的已有的自由，需要用生命去捍衛。

這一年的香港，從立法會民選議員被當權者褫奪，傘運、旺角事件的政治清算接踵而來，年輕人被控以最長可監禁十年的「暴動罪」，溫和的「佔中九子」也難遭政府的政治檢控身陷牢獄。政府數次將原本輕判的年輕人上訴再判，告到坐監，法院也順應政府予以重判。用選票選出的議員被DQ，暴力抗爭被控以重罪，連和平表達的公民抗命亦同樣入獄。不同路線都無法疏解民眾的訴求，政權則步步進逼，整個香港社會在暴力機器下像一個亟將爆炸的高壓鍋。

送中法案爭議紛紛，建制派、商界、行會成員接連表達顧慮，民意未解，香港政府強行將法案交到立法會意欲速戰速決，6月9日，103萬人上街反對，成為歷史遊行人數之最，政府無動於衷，表示會如期在6月12日表決草案。6月12日，通宵留守添馬公園的群眾在立法會外集結，佔據主要道路。立法會議員無法回到議會參會，門外則爆發警民衝突，警察無差別針對市民、記者、教師和護工狂射子彈，無抵抗的示威者被警察痛打，合法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民陣集會也被警察武力驅散，中信大廈門前險釀人踩人事件，警務處長盧偉聰將當日沖突形容為「暴亂」，警察一日發射超過150枚催淚彈，遠超佔中合計。

「五大訴求」之一的「撤回暴動定性」因612而起，警察暴力也自當日開始肆無忌憚，群眾高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察濫權。 612成為整場「反送中」運動的轉捩點，6月9日百萬人的和平遊行，與6月12日警民衝突的接連發生，「和理非」和「勇武」自此聯合。

香港人從來是溫和的，對政治冷感且反對暴力的。人民跟不被人民授權的當權者討價還價，已是荒唐滑稽。當一個充滿爭議、涉及每一個身居香港的人安危的法案有一百萬人上街表達反對，各個專業界別乃至公務員團體、政府人士都表示憂慮，政府仍熟視無睹，借佔有立法會非選舉產生的多數建制優勢強行立法，且跳過審議程序（法案委員會）意圖直接表決，毫無考慮民意和程序公義，變相給予民眾各項升級行動（罷工罷課、堵路甚至衝擊）合理性。對於一百萬上街抗議的人來說，「和理非」換來權力如此傲慢和暴力相向，香港人由溫和轉向勇武，情感上甚至可以產生理解和同情。

要知道就在前一年，梁天琦和一眾年輕人已經示範了，民與官鬥的結果，是換來可以長達十年的刑期，且法院對暴動罪的解釋 — 但凡出現在場、即使沒有暴力行為也可以被控暴動。明知不可為而為，在普通法下的香港，需要的是十足的勇氣才會真正去做「勇武派」。更為過分的是，政府將612當日的衝突定性為「暴亂」，意味著當日上千示威者都可以被控以暴動被判以重罪，但是顯然，沒有真正意義「武器」的示威者僅靠著路障、磚頭和雨傘與持有各種正規武器的防暴警察肉搏，這種不合比例的衝突，怎樣也不能用殖民時期最嚴重的暴動來控告。而當日的警察，對記者、護工的射擊、對已被控制示威者的暴力擊打，無盡地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甚至不佩戴委任證、對和平集會的武力驅散，都無半點檢視。如果說勇武者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責任另一端的當權者，可以任用暴力機器鎮壓，而無絲毫愧恥。這樣的政府不被推翻，什麼樣的政府應該被推翻？

從6.9到6.12，從「和理非」到「勇武」的開場，香港人被迫選擇了武力，讓當權者看到民眾的力量，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漫長故事，才剛剛開始。